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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娃哈哈看中国企业上过多少次洋鬼子当 [原创 2007-04-12 22:38:59]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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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达能Danone跟娃哈哈打起了官司,为的就是娃哈哈的商标。在二虎相斗之时,在下历数一下所知道的的中国企业吃过的阳亏走过的阴槛:
1.vcd的悲哀
在中国提起VCD,不能不提起曾经辉煌一时的安徽万燕公司,更不能不提起他的创始人姜万勐。在安徽现代电视技术研究所里,记者见到了这位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同时也见到了那台至今仍牵动着世人目光的VCD机,它静静地坐在凝聚着主人无数心血的科技成果展览室里,一张用打印纸制成的小纸板上赫然写着它的名字——世界上第一台VCD机。
1992年,在美国举办的国际广播电视技术展览会上,美国C-CUBE公司展出的一项不起眼的MPEG(图像解压缩)技术引起了时为安徽现代集团总经理姜万勐的兴趣,他凭直觉立刻想到,用这一技术可以把图像和声音同时存储在一张小光盘上。此后,姜万勐先后出资57万美元,于1993年9月,将MPEG技术成功地应用到音像视听产品上,研制出一种物美价廉的视听产品——VCD。同年12月,他又与美籍华人孙燕生共同投资1700万美元成立了万燕公司,各取了姜万勐、孙燕生名字中的一个字作为公司名称。
面对记者的采访,姜万勐显得异常平静,对于过去的事情,他仿佛不愿意再提。
在1993年安徽现代电视技术研究所的VCD可行性报告中,有这样的一段描述:这是本世纪末消费类电子领域里,中国可能领先的惟一机会。为此,姜万勐进行了一系列的市场调查,得到了一系列的数字:1993年中国市场上组合音响的销售量是142万台,录像机的销售量是170余万台,LD影碟机100万台,CD激光唱机是160余万台。当时的LD光盘是四五百元一张,而VCD机的光盘价格却只有它的10%左右,因此可以预测,VCD机每年的销售量将会达到200万台左右。
中国的老百姓到了1994年底才逐渐认识VCD。在这一年,万燕生产了几万台VCD机。不仅如此,姜万勐还要开发碟片,总不能让老百姓买了枪而没子弹。为此,他又向11家音像出版社购买了版权,推出了97种卡拉OK碟片。在最初成立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万燕”倾其所有,开创了一个市场,确立了一个响当当的品牌,并形成了一整套成型的技术,独霸于VCD天下。
可以说,万燕的初创是成功的,也是辉煌的。但是,万燕也给自己酿下一杯苦酒。令姜万勐感到伤心的是,万燕推出的第一批1000台VCD机,几乎都被国内外各家电公司买去做了样机,成为解剖的对象。
有人认为,姜万勐所犯的最大的错误是不懂专利保护,在记者向他问及此事的时候,他的回答相当坦率:“在当时的情况下,自己认为申请不申请专利似乎意义不大,关键是要让产品尽快占领市场。”
也许正是这一念之差,使姜万勐失去了一次极好的统领市场的机会,同时也使中国在这一产业的发展中失去了本应占有主动权的半壁江山。当事隔多年后的今天,记者问他是否对此感到后悔时,他只是淡淡地一笑,这笑中带着几分无奈,也带着几分愧疚,更带着他永久的遗憾。
姜万勐创办万燕树起了中国VCD机的旗帜,他也应该为此得到国人的赞许。但从万燕最终的结局上看,万燕的兴衰多少又有些悲怆。如果说,当姜万勐开发出第一台VCD机时就立刻申请了专利;如果说,当时国家投资2.4亿元,将安徽作为中国VCD机的生产开发基地的计划成为现实;如果说……中国,乃至世界的VCD机发展史,也许应该是另外一种写法——一部由中国人唱响主旋律的史诗!
由此,有人把姜万勐比作中国数字光盘技术开发道路上的“革命先烈”。
2.狗不理之争

米阿前告诉记者,早在上世纪80年代,原天津狗不理包子饮食集团公司就和日本大荣株式会社合作,在日本开设了“狗不理”分店。大荣株式会社借“狗不理”商标在日本没有注册之机,于1995年擅自在日本把“狗不理”商标(第43类餐厅)抢先注册在自己名下。随后,天津方面一直据理力争,但是日本大荣株式会社却拒绝将商标注销或者归还,后迫于舆论压力,曾提出无条件将商标转让给狗不理集团。

米阿前表示,中方一旦接受商标转让,也就意味着日本大荣株式会社是“狗不理”商标的原始权利人。鉴于此,原天津狗不理包子饮食集团公司拒绝了日本方面的这个提议,并要求日本大荣株式会社自行撤销“狗不理”商标,由天津狗不理集团重新注册,但被大荣株式会社拒绝。

米阿前介绍,事情的转机出现在2005年。根据日本的有关法律,商标在日本的有效期是10年,期满后要重新续展,如果逾期不续展,则视为申请人放弃该商标。“狗不理”商标从1995年7月30日被抢注后,到2005年7月30日正好有效期满。利用这一有利时机,现狗不理集团、天金商标事务所以及其委托的日方三枝国际特许事务所等方面对大荣方面展开交涉谈判。米所长告诉记者,“狗不理”已是中国驰名商标,无论国际公约,还是日本法律,对驰名商标及恶意抢注均有相关法律规定。如果通过法律途径索回“狗不理”日本注册权,胜诉的可能性很大。但是考虑到大荣曾是合作伙伴,中方还是给对方讲明其中利害关系,称大荣确实涉嫌抢注。如果大荣方面主动放弃,他们将不通过诉讼途径解决,否则,大荣一旦败诉,其商业信誉将受到严重影响。在此期间,米阿前和有关人员曾两次飞赴日本,协调此事。大荣方面经过再三权衡,最终决定放弃续展“狗不理”商标。

在日本大荣方面承诺放弃续展后,日本特许厅又以商标宽展期未满为由,新商标不能进入;现狗不理集团与原狗不理公司关系不明,要求现狗不理集团出具权利承接的公证文件,同时向大荣发出确认函,要求其对最终放弃权利予以确认。据米阿前介绍,根据日本法律,在申请商标有效期满后,还有半年的宽展期,也就是到2006年1月30日,才算宽展期满。由于日方查询系统存在4个月的盲区,即在2006年1月30日查到的是在此4个月前的记录,即使宽展期满,也不能确认大荣方面是否续展,所以直到今年5月30日,才确认大荣方面最终没有续展。这也就是纠纷又拖了一年多的主要原因。至此,这场商标纠纷正式告以终结,中方以完胜的方式追回了属于自己的商标,日方抢注企业也得以体面退出。目前,重新注册的“狗不理”已经通过日方审核,在日本注册成功。

3.南孚已然过去

福建省南平南孚电池有限公司成立于1988年,在全国电池生产行业可以说是首屈一指。2003年,南孚占据全国电池市场的半壁江山,总销量超过7亿只,产值7亿6千万。南孚已发展成为中国第一,世界第五大碱性电池生产商。
 2003年8月,南孚突然被其竞争对手美国吉列公司收购。这一事件当时在全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这个曾经让中国人引以为豪的“民族力量”——南孚电池怎么一夜之间就落入美国人手里了?
   2004年7月,也就是南孚被吞并将近一年之后,做为厦门大学经济系南平考察组的成员,我参加了与南孚CEO丁曦明先生以及其他高层领导的座谈会,从而详细了解到“南孚并购案”这一事件的事件的始末。
   1988年,南平电池厂与福建兴业银行、中国出口商品基地建设福建分公司(简称“基地福建公司”)、香港华润集团百孚有限公司(基地福建公司的子公司)合资组建福建南平南孚电池有限公司。1999年,南孚正处在发展的黄金时期,在南平市政府吸引外资政策的
 要求下,上述股东以南孚69%股份作为出资与摩根士丹利morganstanley、荷兰国家投资银行、新加波政府投资公司合资组成中国电池有限公司。其中,外方持股49%,中方持股51%。新成立的中国电池有限公司掌握了南孚的绝对控股权,也就是说外方股东只要再增加2%的股份,就可通过中国电池间接控股南孚。
  丁曦明总经理向我们吐露了当时合资的苦衷:“南孚其实并不缺乏资金,相反,我们的资金很充裕。南孚当时是被迫合资的!”谈到南孚被迫引入外资,南孚的另一位高层管理人员激动地说:“摩根士丹利morganstanley是一只狼,与它合资根本就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做为国际风险投资大鳄,摩根士丹利要入股一家企业的理由很简单,无非是看中其潜在的市场价值,时机一到便将其所持股份抛售,从股票升值中赚取巨额利润。南平市政府引进国际风险投资的举动无疑是“引狼入室”,南孚后来被出卖给竞争对手的厄运便由此开始了:首先是百孚公司由于经营不善,造成巨额亏损,被迫向摩根士丹利出让了中国电池8.25%的股份。接着,摩根士丹利以1500万美元获得了原属基地福建公司的20%中国电池股份。2002年,外方股东又收购多达1000万美元的中国电池股份。至此,中国电池有限公司的绝大部分股份基本上都已转入外方股东手中,而它们对南孚的控股也已达到了72%。本来摩根士丹利morganstanley希望中国电池有限公司能够在海外上市,从而给它带来巨额的股票收益,
  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中国电池迟迟未能上市。外方股东等不及了,它们以1亿美元的价格将中国电池的全部股份出售给美国吉列公司。外方股东的总投资约为4200万美元,一下子淨赚了5800万美元!。2003年8月11日,生产“Mach3”剃须刀和金霸王电池等消费产品的美国吉列公司宣布,已经买下中国电池生产商南孚电池的多数股权——南孚成了它的子公司了。
  短短几年时间,南孚由中国电池生产业的巨头变成了其竞争对手的子公司,而且这个竞争对手曾是它的手下败将。吉列的金霸王电池进入中国市场十年,却始终无法打开局面,市场份额不到南孚的1/10。现在好了,最大的竞争对手消失了,而且还得到了一家年利润8000万美元,拥有300多万个销售点的电池生产企业,更重要的是获得了大半个中国市场。本来南孚的优质碱性电池已打入国际市场,此时正是向海外发展的大好时机,可是为了避免和母公司争夺市场份额,南孚只好匆匆鸣金收兵。由于不能与金霸王正面冲突,现在南孚有一半的生产能力被闲置着。南孚正渐渐地失去活力。南孚被并购,不仅对其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也对其员工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冲击。南孚被收购后不久,原总经理陈来茂便黯然辞职。他用十几年的辛勤奋斗换来的知名品牌—“南孚”,已经是别人的了。南孚的员工们心里都感到了极大的失落——南孚已经不属于他们了,南孚已经不是中国的了。南孚的明天在哪里?自己究竟在为谁工作?
  当年,孙雯那句铿锵有利的“民族力量!”曾让“南孚”这个响亮的品牌传遍中国的大江南北。现在呢?“现在这条广告我们已经不能再用了。” 丁曦明悲愤地说,“如果我们还称自己是‘民族力量’,国人会戳我们的脊梁骨!”
  离开南孚时,我的心情很沉重。据说当初南孚与摩根士丹利合资时是某位领导极力促成的,这位领导因为给南平吸引了巨额外资,政绩卓著,得到了提升。后来南孚成了美国人的了,不过这是他离任之后的事情——自然不关他什么事了。不管这种说法是否属实,总之通过出卖南孚,外国风险投资的收益翻了一倍还多,赚了个盆溢钵满。美国吉列公司也轻而易举地除掉了它在中国最大的竞争对手。然而,一个很有希望的民族品牌却从此消失了。沸沸扬扬的“南孚并购案”早已尘埃落定,但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却还很多。

在以上案例中狗在侥幸中回到了自己人的手中,万燕在专利上遭遇抢先成为烟云,南孚在股权之争中成为过去,娃哈哈结局如何还有待观察。

从外资利用角度来看,如何将控制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如何将狼训练为能跟人和谐相处的狗将成为值得研究的问题。在这种环境下,认识市场里的游戏规则,并利用规则规避风险解决问题,将值得我们深思。现在我们能做到的也只有希望后人末再复哀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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